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工作,努力保持自身的清正廉洁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应对困难和挑战的重要法宝。从中国共产党诞生至今,无论是在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还是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与各种腐败现象作坚决的斗争,通过不断探索和总结,缔造了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的辉煌历史。

夺取政权前的反腐肃贪

中国共产党在初创时期,在未建立自己的局部和全国的政权以前,应该说还不存在腐败问题。当时,在党内,既没有可资谋取私利的政治权力,也没有提供腐败分子孳生的物质条件。但是,诱惑党内不坚定分子走向腐化变质的社会环境是存在的。因此,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按照什么原则建设党,如何保证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如何防止党员蜕化变质,就成为中国共产党能否存在、发展,能否领导中国革命事业走向胜利,实现党的历史使命的重大课题。中国共产党从诞生时起,就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理论,确立了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纲领,共产党员必须廉洁奉公、具有献身精神,从而为保持党的先进性,防止腐化蜕变,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和政治基础。

1924年1月,中国共产党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实现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里担任职务,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这种形势对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拒腐防变的新的要求。为此,1926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发出《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通告指出,许多投机腐败的坏分子,均会跑到革命的队伍中来,应该很坚决地清洗这些不良分子,和这些不良倾向斗争。中共中央扩大会议还通过决议,要求各级党部:“迅速审查所属同志,如有此类行为者,务须不容情地洗刷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颁布的第一个惩治贪污腐化分子的文件,并在北伐战争和省港大罢工中予以贯彻。它表明党在幼年时期就十分警惕剥削阶级思想对党的腐蚀,并郑重表示党对腐败现象是根本不能容忍的。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8-1937.7),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以根本区别于旧政权的崭新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各级苏维埃工作人员,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出色的贡献。

工农红军刚刚成立时,还来不及进行系统的政治思想教育,觉悟程度不高。其中,特别是从旧军队过来的,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时有发生。加之,群众对红军还不了解。开始,老百姓见了红军就跑,造成红军“每到一处是十室九空,除了少数老年人外,很难见到青壮年人”。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荆竹山向部队宣布了“三项纪律”: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1月,工农红军攻打遂川,在那里,又发生了一些违犯群众纪律的事。1928年1月25日毛泽东在遂川县城李家坪向部队宣布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稻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不拉夫,请来夫子要给钱;(六)不打人骂人。这是我军最早提出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1928年3月,部队在湖南桂东沙田等地开展群众工作时,也发生了一些烧杀行为和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这些现象,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4月3日,毛泽东正式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条,不拿工农一点东西;第三条,一切缴获要归公。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稻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颁布有效地保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并成为红军的根本纪律、治军条例。

1933年12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规定了各类污犯的量刑定罪标准,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颁布的第一个反腐败法令。1934年1月又正式发布训令:要求在红色革命根据地的政权机关内,开展一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惩腐肃贪运动。在这次惩腐肃贪运动中,党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着重抓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发动群众和不廉洁行为开展斗争;从领导抓起,从中央机关抓起;加强舆论监督、运用新闻工具推动廉政建设;抓好法律法规制度建设,防止贪污浪费现象的滋生;实行党政政企分开,禁止政府机关办企业;重视干部的选拔教育和监督;中央领导亲自抓大案要案的查处,依法严惩贪污分子。1932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枪毙的第一个贪官——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在江西瑞金伏法。此外,还判处了贪污犯左祥云、唐仁达等死刑。中央的决心和采取的果断措施,有力地震慑打击了腐化堕落分子,教育了广大群众,密切了党、军队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在炮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时期(1937.7—1945.8),中国共产党在与民族敌人生死搏斗的同时,丝毫没有放松廉政建设,继承、丰富和发展了苏维埃政府的优良传统和经验,公开提出建立廉洁的抗日民主政府的政治纲领,进一步建立与健全法律制度,并通过整风等方式,加强了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的思想、理论、组织和作风建设,实行以法治为基础的综合治理,形成了以延安精神为特点的廉洁风尚,为党的反腐倡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38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规定克扣或截留应发给或缴纳的财物、敲诈勒索收受贿赂等10种行为均为贪污,必予以严惩。抗日军政大学第6队队长黄克功逼婚未遂而杀人、原陕甘宁边区贸易局副局长肖玉璧贪污公款,都先后被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判处死刑。民主、廉洁的抗日民主政府,同贪污腐败的国民党政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同时,丝毫没有放松反腐倡廉的工作,并将抗日战争中建立起来的民主廉洁的人民政权进一步予以巩固和发展,把艰苦奋斗、廉政勤政、廉洁奉公的延安精神发扬光大,从而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基础。

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确定最后夺取革命在全国胜利的方略,制定执掌全国政权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经济、外交政策。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英明地向全党发出警告:“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做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全会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了防止资产阶级腐蚀和反对突出个人的六条规定:(l)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2)不送礼;(3)少敬酒;(4)少拍掌;(5)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6)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禁止歌功颂德现象。

七届二中全会关于执政党廉洁自律的理论与规定,为新中国开创了廉政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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